人民币汇率范文第1篇

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二）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八大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范文第2篇

本文选取2003-2013年外汇储备(FR)和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汇率(ER)数据来做实证分析，二者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样本选取区间为2003年1月至2013年12月。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化为单调变化，可以认为不改变数据之间的协整关系，为使数据的线性化趋势更加明显，纠正数据的异方差性，对上述变量FR、ER取自然对数变换为LFR、LER。

二、实证分析

平稳性检验在对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根据协整检验的方法，运用EViews6.0软件，对LFR和LER两个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选择ADF检验的最优滞后期，条件是保持残差项不相关，最佳滞后长度为二者的最小值，这里的结果是1。回归中各变量只有截距项，因为序列没有表现出任何趋势且有非零均值。外汇储备额和汇率均无法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现出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这两个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即均服从于I(1)，因此可以构建协整方程。

三、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2003-2013年期间，中国外汇储备连年增长，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根据我们的研究，研究期内我国的外汇储备额和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汇率是具有长期协整关系的，这就意味着这种趋势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外汇储备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也即外汇储备的增长最终会导致人民币升值，而且外汇储备的增长在长期内也会给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一定的压力。我国应该采取科学的汇率政策引导人民币汇率升降，逐步降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以此来进一步遏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

(二)建议

1.改革我国的银行结售汇制度自2008年我国取消了经常项目的强制性结售汇以后，公众结汇的数额的确有所缓和，但是随着近几年来人民币升值态势不断加强，公众为了避免外汇贬值，只得尽早换外汇为人民币。而且比较最近两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会发现取消经常项目的强制结售汇并没有改变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态势。国家采取政策增加结售汇的手续费可以抑制公众结售汇的冲动，相关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结售汇的管理和检测，让现行的统计制度更加科学和严密。

2.外汇储备多元化如果我国目前能够放开对人民币汇率的强制管理，任其自由浮动，那么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我国不必再担心外汇储备的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是不能的，所以我国要换个角度，考虑好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外汇储备。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绝大多数是美元，基于这种现状，我国应该减少外汇储备中美元的份额，增加其他货币比如欧元、日元等的份额，是我国的外汇储备多元化，来抵制美元的贬值。但这样看来似乎只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持有外汇储备多元化并不能够长期和高效地防止人民币汇率的易变性。

人民币汇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对冲操作；货币控制；利率平价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进行汇率改革以来，参照美元的人民币开始每年以6%的速度缓慢上升，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升幅已接近20%。在2010年之初，来自纽约州的美国参议员查尔斯#8226;舒默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8226;格雷厄姆又一次提出修改的《舒默－格雷厄姆法案》，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又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美国国会迟迟没有拿出外汇报告，是否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一直未有定论，财政部长盖特纳声明中国自己会解决好汇率问题，人民币汇率应由本国自主决定。这句话多少缓和了中美两国之间关于汇率问题上的紧张关系。但目前人民币汇率应如何走，引起了国内外更多的关注。

国外对于人民币汇率应升值的争议在于中国连续的贸易顺差和巨大的外汇储备。自2000年中国的贸易盈余快速飙升，经常账户总盈余在2007年已达到3590亿美元，这相当于GDP的10%，近美国经常账户贸易赤字7500亿美元的一半（在2007年为GDP的6.1%）。显然中国不断上升的外汇储备与其他几个大国，比如德国和日本，形成鲜明对比。它们巨额的贸易盈余伴有私人的短期和长期的资本流出。虽然到2007年，中国政府放开了国内资金到国外的投资，私人金融机构和个体却很少这么做。相反，国外热钱却在不断涌入。

目前，全球储蓄与投资跨国界的不平衡已经众所周知，储蓄的不平衡主要反映在美国大量的贸易赤字和中国、日本、德国、石油出口国以及一些其他小国的大量贸易盈余。投资的不平衡表现在中国相对于美国的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以及央行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而同时私人资本相反却没有正常流出，其中一部分还投资在美国国债上，这两个不平衡在短期内很难解决。长期内，可通过减少债权国过多的储蓄以及增加美国净储蓄，有可能重新建立平衡，然而货币的稳定应先于全球净储蓄的再平衡。人民币汇率后面的走势是否应按美国某些呼声继续升值，本文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做一细致的分析。

一、中国汇率制度简要回顾

中国的汇率制度分为三个阶段：1994年前货币不可兑换，汇率处于不断贬值过程；1995-2005年7月21日固定汇率制；汇改后至今人民币缓慢升值。

在1994年前，中国货币是不可兑换的，存在多种汇率，对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交易严格控制。除了东部沿海一带特殊的经济区，国内的价格受国家计划调控，官方汇率的设置是强制的。官方汇率从1979年的1.5逐步贬值到1993年末的5.8。这时的官方汇率没有什么经济含义，汇率的贬值对进出口的激励没有影响。

1994年是中国财政改革的一年，主要对国内税收和外贸机构进行改革。对经常账户的交易废除了外汇管制，并统一了汇率。到1996年，中国正式满足了国际货币基金对经常账户可兑换的要求。新的统一的官方汇率在1994年设定在每美元8.7人民币，这接近前面互换汇率的均值。到1995年，名义的汇率下降到8.27，并且这个汇率一直持续了10年。这一阶段固定汇率的主要动机是固定国内的价格水平，稳定增长率。

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邻国汇率的大幅贬值对中国产生一个强烈的通缩压力。但朱镕基总理英明地拒绝了让人民币汇率变得更加浮动且贬值的建议。相反在后面4年他坚持固定汇率并实施1万亿美元的财政扩张政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在危机时期，中国汇率和财政政策挽救了东亚经济免于进一步的破坏，并促使了邻国经济更快的恢复。中国固定名义汇率的政策赢得了公信力。

在第二阶段，固定汇率成为稳定中国价格水平的重要标志，并作为一个工具对国内货币政策起着引导作用。事实上，央行持续的外汇购买成为增加基础货币的主要工具。然而在2004年以前，人民币还未被预期到升值，这些购买通常小于基础货币增长的100%。这样央行发行票据去回收系统中的美元以抵充流动性的操作实质上是不必要的。在固定汇率期间，随着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对基础货币快速需求的增长加上货币需求收入弹性，或多或少平衡了货币供应的快速增长。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由单一参照美元转变为参照一揽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什么使中国改革固定汇率？首先在2003年以后未预期到的净储蓄盈余加上国外直接投资的涌入，导致国际收支较大的盈余。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从2003年占GDP的2%突增到2007年的10%。美国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进口国。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盈余在2004年达到美国GDP的1.1%（是两倍的日本贸易盈余）。美国制造业大量的失业扰乱了美国政治安定。其次，中国贸易支付差额盈余被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错误地解释为汇率问题：人民币被人为的低估了。2003-2005年期间越来越多的官方外汇储备本身被看做不公平的货币操纵证据。美国对中国关于人民币汇率施加政治压力，并威胁中国，如果人民币不升值就要通过进口关税对中国制裁。这一抨击使得中国在2005年7月21日让人民币汇率升值2.1%，随后每年几乎升值6%，这对于国际资本流动产生扰乱性的影响。

在2007-2008年期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加上美国利率大幅低于中国水平，这已经成了中国官方大量累积的外汇储备形成的关键因素。人民银行对外汇的大量干预也使得中国由通缩转向通胀。

二、中国目前的货币困境

在第一阶段，由于人民币不可兑换，中国的金融中介面临巨大的货币风险，即风险来自于汇率的波动和购买的美元资产。从1994年到2004年汇率发展的第二阶段，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私人持有的美元资产相对于较小的经济规模显得较多，而在第三阶段它又急速下降。在阶段3，预期到人民币将爬行上升，私人部门回避持有美元资产。这样人民银行累积官方美元外汇储备的速度变得更快，以阻止汇率的棘轮效应。因为汇率上升得越快，人民银行巨额的外汇储备财富缩水得越多。另外就如DooleyFolkerts-LandauandGarber(2004)强调的，短期内国内货币的强烈升值将挤占GDP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即出口。中国十年多的高增长率，但单位资本的GDP仍然很低。若人民币升值则易引起广大农民工的失业，引发经济增长的不稳定以及政治争议和社会的不安定。

而同时在央行积累了更多的外汇储备的同时也为系统增加了更多的基础货币。从而导致国内的流动性过剩而引起通胀的增加。央行为减少通胀若加息将引发更多热钱的流入。当然克服通胀还可以采用其他货币工具来调节，比如调节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但最终如果通胀较严重时，则必须采取加息的政策。因此央行面临两难的困境。

三、CIC和央行的对冲操作

为解决上述中国所处的货币困境，即防止外汇储备因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而导致人民币持续升值引起的外汇储备的大量缩水，2007年中国政府成立了由国家主权基金建立起来的中国投资公司（CIC）。为给CIC融资，政府发行了10年期人民币债券，用2000亿外汇储备做互换。通过这个操作，外汇资产移除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进入海外基金，基金主要投资于流动性较低的资产，比如摩根斯坦利，贝尔斯登和维萨的股份。

尽管CIC的成立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资本向外流出的渠道，但它也有其局限性。因CIC投资到较外汇管理局的投资于美国国债收益更大的资产上，因此其也承担更大的风险。美国次贷危机时期CIC因投资美国黑石集团以及摩根史丹利的可转换股而损失巨大，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CIC的局限性还体现在：CIC的建立是中国政府的两个机构之间的资产进行互换，但CIC对外汇资产的购买没有抵消因央行购买美元而增加的基础货币的影响。

因为官方大量地对外汇的干预导致了国内基础货币以及银行借贷相应的膨胀，近期对中国通胀的货币控制变得更难了。为了抵消通胀和经济过热的威胁，2002年央行开始发行央行票据实施广泛的流动性冲销操作。但这种冲销也有其局限性。2004年12月央行再次发行央行票据以冲销来自官方外汇储备累积的巨大流动性。只要这些票据以市场利率销售，货币收紧将驱动利率上升，但更高的利率吸引更多的热钱流入，并进一步迫使官方对外汇干预。外汇储备累积的程度与国内利率呈正相关函数。

央行通过发行票据来回收市场流动性的冲销操作不能完全隔绝巨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中国资本市场规模较小以及有限的流动性不允许发行无限量的央行票据（利率没有明显的增加）。央行试着使央行的票据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以减少冲销成本。当利率在2005年开始上升时，使得央行债券销售的冲销成本进一步增加。因此自从2005年，快速积累的官方外汇储备增加的比例通过要求商业银行持有更多在央行的存款来冲销。而存款的利率较央行债券低。另外通过要求商业银行持有额外的美元储备，在美元被转换成国内货币之前，央行从国内资本市场清除美元。

商业银行持有美元储备的要求减少了官方干预外汇的需求，但也改变了银行部门冲销的成本。因为对储备要求的利率是低的。央行不受重估价值的损失，因为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方美元债券的价值下降与负债方商业银行储备价值的下降相匹配。许多重估价值损失由商业银行产生，这样导致了存款和贷款利率之间更大利差。如果冲销成本与再估价值损失转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贷款活动受两种方式限制。首先是非银行部门的债权由央行的债权替代。给私人的非银行部门贷款在缩减，主要由上升的贷款利率看出。第二，至于重估损失减少了银行的资产，给非银行部门的贷款进一步下降。因为这些冲销操作减少了对国内企业的投资活动，这就不经意地增加了国内净储蓄盈余。

央行采取的应对冲销和通胀上升压力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自2006年对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起到一定的贡献。然而央行仅仅能冲抵部分累积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给定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国内货币供应的收紧导致国内利率的上升，这触发了更多热钱的流入。在2007年和2008年期间，当美国的利率急速下降，这种影响更强烈。

由于快速的储备积累和有限的流动性冲销，流通中的货币快速膨胀。货币增长率从2000年的5%增加到2007年的46%。2000年以来，平均来说流通中的货币增长率每年上升30%。广义货币M2也明显地比产出扩张的速度更快。

四、公开的利率平价和货币控制

本部分从汇率的利率平价理论出发，再次分析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和中国所处的货币困境。对于中国，从1994年到2005年人民币盯住美元，中国的利率与美国趋同，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2004年前尽管中国利率有点高且波动较大，但中美两国的利差却保持相对较小的波动。但到2004年中期，国外对人民币汇率的抨击导致了中国利率相对美国利率开始下降。在2005-2006年期间利差仅仅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百分比变化匹配，就如公开的利率平价原理所示：iCh=iUSE(Δe),E(Δe)<0,e=yuan/dollar。在2005-2006年期间，美国利率增长暗示人民币升值的信号，这使得中国利率低于美国。这期间相对低的中国利率减轻了央行货币控制问题：使更多热钱流入中国的激励被破坏，甚至可能有一小部分私人资本的流出。所以，当时央行面临的流动性冲销问题是可控的，然而公开的利率平价受宏观经济冲击的破坏。首先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增长超过3%-4%，且到2007年初期人们预期每年升值6%-8%。另外美国短期联邦基金率突然从2007年8月的5.25%下降到2008年8月的2%，所以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不再低于美元资产。

人民币汇率范文第4篇

1.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假设，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由此建立中国粮食出口额(Y)与人民币汇率变动(X)间的函数关系，

2.计量模型分析

由Eviews得到中国粮食出口总额与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散点关系可绝系数R的值才0.28，有点偏小，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还不够高，还需要对模型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下面将引入汇率的滞后项(设定滞后阶数为3).经过调整后的模型的可绝系数R为0.35，与调整前的可绝系数相比，显著提高，说明引入汇率的滞后3期变量后，模型的拟合度更好。更能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粮食出口的具体影响。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程度反映在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上(-5109万美元)比反映在滞后3期的名义汇率的影响上(-1069万美元)更为明显，出口退税率、消费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粮食出口的影响都非常强烈。

二、对策建议

1.加强粮食储备

保证粮食安全大量谷物库存及较高的粮食自给率制约了我国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了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适度进口饲料粮，降低我国粮食自给率，在保证合理谷物库存水平的条件下积极扩展国际农产品贸易，使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不仅有利于粮食生产国，也有利于粮食消费国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多赢策略。我国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应适应新形势，基本目标应由原来追求总量平衡、调剂品种向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方向转变，建立市场化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体系，放宽粮食进口限制，鼓励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出口。

2.加强粮食生产

人民币汇率范文第5篇

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确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21汇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以下如非特指，人民币汇率均指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一次性升值2%后，开始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但这并非转向新的汇率制度，而是结束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重归真正的有管理浮动。2014年之前，在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框架下，人民币汇率政策按照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因时而变：当外汇形势较好时，人民币汇率通常是小步快走、渐进升值；当外汇形势不好时，人民币汇率通常是主动收窄波幅，保持基本稳定。但“8·11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坚持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初期因国际上美元指数加速升值，导致2015年和2016年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任何汇率选择（包括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都有利有弊。关于最优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是，没有一种汇率选择适合所有国家和一个国家所有时期。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属于汇率选择的“角点解”，有管理浮动汇率属于“中间解”。“8·11汇改”初期的外汇市场表现暴露了汇率“中间解”面临的两个现实挑战：一个是透明度问题，即人民币汇率为何贬值。另一个是公信力问题，即保持汇率稳定政策如何取信于民。有关部门先是解决透明度问题。于2015年底，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经授权开始编制和三个口径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加大了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其后，于2016年初以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的名义对外披露，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为“中间价=上日收盘价（指银行间市场下午四点半成交价，下同）+篮子货币汇率变化”。按此公式，2016年下半年，美元指数大幅反弹，年底人民币汇率跌至7∶1附近，外汇储备距破3万亿美元也仅一步之遥。此事未引起国内股市的连锁反应，因为市场理解，人民币贬值是因为美元太强而非竞争性贬值。但由于人民币持续下跌，仍加重了外汇市场恐慌，引发了业内关于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激烈讨论。接着是攻克公信力问题。2017年5月底，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对外宣布，将中间价报价模型调整为“收盘价+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以更好反映宏观经济基本面变化，以及对冲外汇市场的顺周期波动。尽管境内依然外汇供不应求，但在美元指数大幅走低、逆周期因子调节的情况下，全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升值约0.4元，其中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偏弱为负贡献0.43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逆周期因子调节，因为贬值预期下的羊群效应，人民币汇率仍将继续弱势。人民币汇率较多升值，打击了境内外做空人民币的势力，扭转了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的走势。2018年和2019年，在遭受经济下行压力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外汇供求趋于基本平衡。进入2020年，受肺炎疫情影响、金融市场动荡、世界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冲突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围绕7∶1上下波动，成为吸收内外部冲击的“减震器”、平衡国际收支的“稳定器”，这印证了机制比水平更重要的汇率改革真谛。

二、汇率灵活性增加改善宏观调控的能力

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既定目标是要逐步提高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所谓汇率市场化，应该是在升值的时候，买外汇的多、卖外汇的少；贬值的时候，卖外汇的多、买外汇的少。汇率由市场决定并非必然由供求决定，人民币贬值不等于外汇供不应求，人民币汇率已经越来越具备资产价格属性、多重均衡等成熟货币的汇率特征。汇率弹性增加增强了境内企业汇率风险意识，提高了外汇市场韧性。再如，2020年前7个月，银行代客结售汇相当于代客涉外收付之比为41.0%，较2015年回落了12.3个百分点，显示企业越来越多地以人民币和自有外汇跨境收付，自然对冲汇率波动的风险。伴随着汇率形成越来越市场化，有关部门对资本外汇管制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2017年9月，随着人民币汇率企稳、外汇供求关系好转，监管回归政策中性，也就是说，既支持依法合规的跨境资本流入，也支持依法合规的跨境资本流出。其后，虽然外汇形势又有起伏变化，但除2018年8月恢复了对远期购汇征收20%的外汇风险准备等宏观审慎措施外，即便是2020年人民币汇率围绕“7”上下反复震荡，有关部门再未对跨境资本流动采取新的行政管制措施。相反，坚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逐步提高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不断推进易投资便利化，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对外开放。这维护了对外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了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降低了跨境交易的成本。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对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积极作用也开始逐步显现。2016年，当时因担心降准有较强的信号作用，有可能刺激贬值预期，央行不得不采取定向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补充外汇占款下降导致的市场流动性紧缩。然而，2018年，尽管美联储四次加息并缩表，且经贸摩擦令人民币汇率承压，但在汇率双向波动、市场预期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央行仍坚持大国货币政策，对内平衡优先。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三次降准，央行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到2018年底，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由上年底的约150个基点降至约50个基点。

三、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还需要砥砺前行